649年李世民驾崩，临终前密诏程咬金：朕给你一支军队，不用打仗，但若长安城内有变，杀无赦，这个人才是关键
贞观二十三年五月，李世民死于翠微宫。
长孙无忌没有立刻发丧，先请太子李治返回长安，飞骑、劲兵和秦府旧将随行。
李治入城后，太宗车舆才按平日仪仗抵达两仪殿；次日，太极殿发丧，宣读遗诏。程知节墓志又记，他奉敕统率飞骑护送李治先还，随后在左延明门外宿卫百日。
那支军队最重的战果，恰是没有拔刀。
这场交接的危险，不来自一支已经逼近长安的叛军。六年前，太子李承乾谋反败露，汉王李元昌被赐死，侯君集、杜荷等人伏诛；魏王李泰卷入争储，被降为顺阳郡王，后来改封濮王。
李治在两位兄长相继出局后成为太子，即位时只有二十二岁。
他没有长期统兵经历，也没有秦王府那样跟随多年、战功相连的将领集团。遗诏给了他名分，京城却要靠一套严密安排交到他手中。
李世民把最锋利的力量交给程知节，又把程知节挡在顾命中枢之外。遗诏由褚遂良起草，内外事务由长孙无忌处置，李治依诏入京，程知节只管飞骑和宫门。
诏令、政务、储君、禁军分在四处，任何一人都不能独自完成拥立。
长孙无忌无权改立太子，程知节无权解释遗诏，李治也不能绕过程序提前称帝。李世民临终留下的安排，先限制手握军队的人，再利用他的军队稳定局势。
贞观十七年，他已任左屯卫大将军，检校北门屯兵，长期接触宫城宿卫。武德九年玄武门事变时，他又是秦王府将领，亲历过宫门被控制、太子被诛、皇帝改立继承人的全过程。勇猛只够冲阵，宫门宿卫还要求军令、岗位和服从关系都不能出错。
李世民选择的，是一个熟悉政变怎样发生、又在禁军职务上受过多年约束的老将。
玄武门之变曾经把顺序彻底颠倒。
李建成、李元吉先被杀，李渊随后立李世民为太子，军事结果逼着诏令追认。
贞观二十三年的次序被重新排好：遗诏先确定继承人，李治先进入京城，发丧与即位随后举行，军队只能保障既定安排，不能制造新的皇帝。李世民没有抹去自己夺位的经历，他用临终部署封住了复制那场事变的入口。
秘不发丧只维持了很短时间，却卡住了最危险的空当。
死讯若先传入长安，宗室、禁军和中央官员会在太子进城前各自判断形势；李治若没有飞骑护送，法定储君也可能被挡在宫门之外；军队若先于遗诏采取行动，护送便会滑向武力拥立。太宗车舆仍保持平日侍卫，死讯、太子、禁军和官署按次序归位。两天时间没有改写遗诏，却使任何人都难以抢在遗诏前面行动。
濮王李泰被单独排除在进京奔丧者之外，更见戒备之深。
遗诏准许在外任都督、刺史的诸王奔丧，唯独不准李泰前来。没有证据证明他已经准备兵变，他曾争夺储位的身份已经足以构成风险。
朝廷没有等待异动发生，再派兵追捕；它先把李泰留在封地，又让程知节控制宫门。
一个被隔在京城之外，一个握兵守在京城之内，宗室争位失去了相互呼应的空间。
李治入城、发丧、即位只用了数日，程知节却在左延明门外守了百日。
新君登基后，秦府旧将、东宫官属、宗室诸王和中央文臣仍要重新确认服从对象；太宗丧葬、官员任命、边地军务也不能停顿。飞骑长时间停在门外，没有一个已经被捕的叛徒可供处置，它压住的是所有可能出现的试探。
兵力足够强，行动必须足够少。它越克制，威慑越完整。
百日宿卫没有把程知节送进宰辅之列。
高宗即位后，长孙无忌、褚遂良进入决策中心，程知节仍在卫府系统任职，后来又出征西突厥。李世民交给他的兵力有明确期限：护太子、守宫门、等待秩序稳定。
任务结束，飞骑仍归朝廷，程知节仍是将领。
一次护驾没有变成私人拥立资本，新君也没有欠下一笔必须用朝政偿还的军功债。
程知节在649年的分量，正在这种受限的权力中。他没有从乱军里救出李治，也没有奉命清洗宗室。他要让各方畏惧飞骑，又不能让朝廷畏惧自己；要握住足以改变结局的兵力，又不能主动改动结局。
军队一旦四处寻找敌人，继承便会变成清洗；将领一旦越过遗诏发号施令，宫门外很快会再出现一个决定皇位的人。
李治最终在太极殿即位，长安没有重演玄武门。
长孙无忌控制处置节奏，褚遂良起草遗诏，李治拥有法定名分，程知节掌握有限而可见的武力。李世民一生靠战争取得天下，又靠宫门流血登上皇位；临终时，他把最容易失控的兵权放进明确边界。
程知节守了百日，没有战报，没有斩获，也没有趁机进入中枢。
那支军队完成的任务很冷硬：皇帝可以死，继承次序不能由握刀的人重新决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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